《野响》是一件听觉空间作品。艺术家在楼梯这一日常功能空间中安置声音与物件，以此营造一个自然与人迹相交织的听觉环境。在这个递进式、充满象征意义的听觉环境”中，艺术家希望通过引导观众的聆听与移动，唤起观众的听觉感知与身体意识。作品中的互动元素亦在以隐喻的方式提出问题：在自然中，人的可听之声与可为之事为何？

殷漪，《野响》，2024，听觉空间，扬声器、音频功放器、榉木、溪石、镜面不锈钢、电脑、多轨道音频接口、传感器、单片机、数字程序，尺寸可变

文 / 殷漪

无意识的声音

在城市中，所有的声音都是人类行为的延伸。

通勤时的脚步声、空调外机的气流声、地铁车厢里手机声外放、咖啡馆门口的交谈声。

即便是我们所谓的自然声音也并非例外。借用电子音乐领域的术语，城市结构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滤波器，而自然的声音已经变成了调制效应中的载波，被每一个我们发出的声音所调制。

如此，城市中的声音无疑都是人类行为的延伸；如此，城市中的声音陷入了一种无意识状态。无意识会带来失序，这与城市的目的相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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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音的无意识具有历史性，可被追溯至古希腊智慧对于感官的等级划分。声音的无意识可以被视为感官之间在哲思领域竞争的结果。

与历史上很多的智者一样，20 世纪 70 年代，第一位声学生态学家为改变声音的无意识状态而付出努力，他提议，把我们训练成拥有声音设计师那样的耳朵。本质上，他使用的是音乐的观念和标准，他把声音换成了音乐，希望我们拥有音乐家的耳朵。但是我想，在这里，音乐是失效的。我们都愿意相信“人人都是艺术家”，但我们是不会相信“人人都是音乐家”的。这到底是艺术出了问题，还是音乐出了问题？

优秀的音乐家一定拥有组织声音的高超技巧。不过，要让声音挣脱无意识的状态，寄托于个人组织声音的技能是无望的。因为声音由我们各自发出，作用于每一个我们之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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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音与意识之间的联结需要已有的意识中的很多东西去协作：对于声音的认知、听觉的美学、伦理与价值信念，进而产生观念。而将观念现实化为行动，则需要技术增程、资源分配、权力平衡。这是一个文化建构的过程。如果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，那么社会公共领域便是这一建构过程发生的理想场域。因为自足的意识会以各种方式进入公共领域显示自身，通过彼此间的交流与竞争进行自我检验与更新。

如果艺术仍然视自身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，那么艺术——或者更清晰地表述，声音艺术——应该成为社会公共领域中最开放、最具包容性，同时具有强度潜能的话语空间，成为声音意识的校场。这就要求声音艺术自身具备强大的跨领域协作能力，包括认知能力、媒介能力、技术能力和行动能力。如此，声音艺术才可能具有“先锋性”，而不是仅仅假借艺术史上经典先锋派的名义去兑换社会资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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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声音的意识，指向的是关于人类行为的意识，是关于每一个我们的意识。

声音的意识是一个校场，排演每一个我们的意识。